三家分晋形势图
进入战国，诸侯纷争，攻伐掠夺，礼乐崩塌，整个社会通行的法则就是在武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语法，剑戟说话。各国王权，每天的心思都在忙于琢磨如何伐谋别人和不被别人伐谋，已经没有太多的余力来调适国家和民生的羹汤了。
因此，整个社会秩序就像一罐盐，罐子破碎，盐粒撒满一地。王侯将相、豪绅列强、摊贩游商，尽皆登场，各占一方。发展到最后，权贵阶层和财富阶层混为一体，商贾在朝，利用权力，占据巨大社会财富，已经分不清谁是官谁是商了。
此时的东周天下，已经没有一个相对硬朗的力量将盐权统一掌控起来了。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居于周朝中心西部边陲的大秦，依靠着盐的力量，以不被察觉的姿态开始缓缓生长起来…… 1、秦国的内心很受伤
秦人的先祖原本属于商朝贵族，偏居西北边陲，因常年与犬戎争战，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这为他们日后成为周王朝的依仗奠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也为大秦帝国的崛起积淀了雄厚的武力基础。
到秦非子时，因为秦非子擅长养马，而被王室器重，这后来的卫青因养马有功而被汉武帝所器重一样。当时的国君周孝王在欢欣之下，就把秦地 （今天的甘肃天水） 赐给了非子。非子便以封地为姓氏，号为“秦嬴”，世称“秦非子”，并还被纳为周王室的附庸国。秦国自此封侯一方，算是进入了周王朝诸侯的圈层。
周宣王时，秦的子孙秦仲已经升为大夫，虽然后来因为讨伐西戎失败而被杀，但秦嬴家的政治和实力基础得以初步奠定。
再后来，西周王室衰微。周平王在混乱之中即位，由于经不起犬戎之敌的常年骚扰，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洛阳。在这场东迁之旅中，因秦仲之孙秦襄公护送王室迁移有功，被周王室封为诸侯。同时，周平王还把西周发祥的故土——歧山以西的大片土地也赐封给秦襄公照看，秦就此正式成为诸侯国。后经秦穆公的开拓，国土范围已扩充至千余里。这片土地，大致就是当年大禹所设定的古雍州的所在区域。
从东周迁到洛阳开始，标志着周王朝的发迹之地已经既定事实地转让到了秦国的名下。
秦国虽然被封为诸侯，拥地千里，但在中原诸侯爷们的眼里，秦国始终是被当做夷狄看待的，按《史记》的说法就是：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史记•秦本纪》
这无疑令秦国的内心很是受伤，尤其在秦国的后代子孙秦孝公看来，简直是一种羞辱。所以，在他发布的国民诏告里，才愤愤不平地对他的臣民说：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史记•秦本纪》
为了抚平这一内心的创伤，他发誓要找回自尊，赢回祖先曾经拥有个尊严。这一点，从他向全国发布的求贤令里，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这种焦灼和急切：
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史记•秦本纪》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商鞅走进了秦国的后厨，开始与秦孝公一起腌制着秦国的口味。也就是从这次投靠开始，商鞅也便从此走进了中国历史的酱缸，如同一把盐一样，腌制着后来两千五百多年的中国王朝和文人士大夫们五味杂陈的家国天下的情感。
2、商鞅是怎么走进秦国的？
商鞅，何许人也？他是如何走进秦国的酱缸里的呢？
商鞅原本是卫国公子的儿子，姓公孙，人们称他为公孙鞅或卫鞅。后来，因为他帮助秦国打败了魏国，秦孝公按照他事先承诺的那样，将商地 （即今天陕西的商州） 赏赐给了他，并赐封号为“商君”。于是，后人便习惯上称他为商鞅。
商鞅和诸多春秋战国的谋士一样，在纷乱的诸侯江湖里到处行走，以企通过将他们各自的谋略兜售给某个政治平台和诸侯，从而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很显然，在卫国时，卫国的国君对他的谋略不是太感冒，不但不感冒，还完全无视他的存在，甚至连杀他的心思都没动一下。这不免令这位“少好刑名之学”并满腔雄韬大略的商鞅的内心很是郁闷和失落。
正在这个时候，那边厢秦孝公的一纸天下求贤 （咸）[1] 令忽闪而至，像蝴蝶的翅膀一样，隔着千里山河，在商鞅的内心掀动着滔天巨浪。冥冥之中，注定着这两种腌制咸菜的必需物质将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了。
公元前361年，循着“求贤 （咸） 令”的气息，抱着天大的抱负，商鞅从卫国来到了秦国，开始了他的秦帝国“腌制”之旅。
最先，他们两个并非一上来就搅和在一起，就像腌制一坛咸菜，需要测试和磨合两种物质的品性一样，他们俩也小心翼翼地相互打量着对方的咸淡，司马迁形象地记录了他们来来回回的打量过程：
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
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
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
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
——《史记·商君列传第八》前前后后，秦孝公与商鞅，相互间试探了四次。
第一次，商鞅本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逻辑，给秦孝公上的是一桌可以比拟于尧舜的“帝道天下”的佳肴美馔。结果，秦孝公毫无胃口，菜还未上全，直接给睡着了。
再见的时候，商鞅降低了一个菜品档次，给秦孝公上了一道可以比拟大禹和商汤的“王道天下”的大餐，就是用王道称霸天下，结果，秦孝公依然没胃口。
又见的时候，商鞅吸取前两次的经验教训，也不谈“帝道”了，也不谈“王道”了，干脆给秦孝公直接来了一道相当“霸道”的咸菜疙瘩，简单又粗暴，提神又下饭。结果，一下就把秦孝公的胃口打开了。
等到商鞅详细给秦孝公描绘这道咸菜的口感和具体腌制手法时，已经把秦孝公馋得早已不能自已，恨不能立马就配着一碗粥吃下。
对于焦灼而急切的秦孝公来说，身处在诸侯纷争的战国江湖里，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心情和雅趣等待着烹制一盘如帝道和王道般的天下佳肴了，他需要最简单而又粗暴的方式，抓一把盐撒在一坛菜缸里，搅腾几下，类似四川的泡菜一样，捞起来就能吃，快捷而有效。正如他所慨叹的：
“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史记·商君列传第八》
他很直截了当地告诉商鞅，大菜虽美，但等待的时间太漫长了，我哪里有那份闲情等待数十百年才能享受它的美味呢？
在整个春秋战国的数百年历程中，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每一个谋士和门客都在努力期待着自己调制的羹汤能对应上某个诸侯的口味。此间，管仲找到了齐桓公，商鞅找到了秦孝公。孔子之所以周游列国，所求的也是希望能够找到一间合适的厨房，来烹制他的“礼仁”之佳肴。但不幸的是，他最后混得“累累如丧家之犬”般，也没找到能够认同他的食客，以至于连他自己的饭食都不能保证。
孔子在整个春秋时代之所以如此郁闷失落，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调制的这份帝国羹汤的时间太漫长了，三百年的西周王朝都已经朝不保夕，显然更对不上内心急切的诸侯们的味蕾。诸侯们此时需要的是武力和拳头，羞涩的仁礼之菜此时没有市场。所以，春秋战国的风云市场早已注定，孔子必须是那个时代失意的烹制者。
而商鞅就可以，因为在测试了几次后，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在风云激荡的战国角力场，对于秦国这个急需一盆简单粗暴的咸菜来提神的国家来说，他要做的，就是如何扮演好那把盐…… 3、商鞅就是秦国的盐
商鞅很明白秦孝公想要的最终味道，同时，他也很清楚，用这样的盐来腌制秦国这坛咸菜会给秦国带来怎样的味觉效果。从秦孝公的帐篷里走出来后，拿着秦孝公钦点的菜单，他不紧不慢地对孝公身边的太监说了这么一句话：
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史记•商君列传第八》 什么概念？
一句看似轻描淡写、波澜不惊的话，实则透射着惊天动地的历史天机。此时的商鞅内心，有欢欣，但更多的是失落和怅然。欢欣的是，他终于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的厨房平台来实现他的大地雄心；但失落和怅然的是，尽管他可以帮助秦国实现强国之梦，但这个梦想已经远非他想要的可以德比于殷、周的宏大叙事。
也就是说，结局在事情还未开始前就已经注定——
在还没有正式进入秦国的厨房前，他已经很清楚他给秦国要腌制的这缸咸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并不是不会像伊尹那样，为商汤烹制一道“五味调和”的王道之汤，他也不是不会像周公那样为西周调制出一份礼仪鲜美、中庸平和的王道之汤。但眼前的这个食客秦孝公已经不是当年的商汤，更不是周武王。同时，他自己也不是伊尹，也不是用“盐梅”来为商王武丁调制“和羹”的传说[3]，他需要烹制的菜肴很简单：就是一盘简单粗暴的咸菜。
对于这道咸腌菜，他就是简单粗暴的盐！
后世的文人和士子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向他翻吐着口水，那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他们没有看到，或者不想看到，甚至不敢去看，宴席菜单的制定者并不是商鞅。对于商鞅来说，他至多算是个案台边的操作之手。就像后世的秦桧和李鸿章一样，他们都是前台的操作之手，而最终掌控着宴席走向的，都是帘子后边的那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说，最终杀死杨贵妃的，并不是愤怒的兵谏的将士，恰恰正是唐玄宗本人。
但历史的玄机就在于，作为至高无上，一贯正确的王权，皇权都是天授的，即使有过错，也要有人来替他背下这口黑锅，而皇权身边的那个人无疑就会成为无法推卸的背锅者。所以，“清君侧”就一直是历代王朝心照不宣的政治斗争戏码。 4、商鞅的治国逻辑
那么，在秦孝公的主导下，商鞅究竟又是怎么帮着秦国来腌制这道帝国的咸菜的呢？其实归结到一点，就是三个字：壹山泽！
何谓“壹山泽”？
所谓壹山泽，和管仲的“官山海”差不多，就是本国内的土地、山川、河流上的所有物产都归“国家”所有，并由“国家”统一调配运营。说穿了，就是“国家物质垄断主义”。
其实，古代王朝所指的这个“国家”的“国”，本质上也并不是大众的国，最终还是王权的国。因此，所谓的“国家物质主义”，究其实质，还是“王权垄断主义”。也就是说，国家土地上的所有物产收入，最后还是归王权者本人一力调配运营，大臣们只是他家后院的园丁和管家，民众也都是他家的佃户。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山泽所出，最具代表性的物产就是盐。但商鞅的“壹山泽”和管仲的“官山海”有所不同的是，“官山海”只是垄断食盐的运输、经营和销售，尽管也是统一的组织，但盐的生产还是归民众所掌握。这样，民众从生产这一端，还能得到些属于私家的国家红利，还算是国家财富的享有者之一。而到了商鞅这里，就更进一层，他的“壹山泽”政策，直接从根到稍，全由王权一力垄断，连民众自身也是属于国家的。在他的体系内，民众就是“壹山泽”这个机器上的一个零件。
在《商君书》里，商鞅无时不刻地不在阐述着他那令秦孝公十分受用的“壹”思想：
上壹而民平。
意必壹、民壹意。
——《垦令》
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
——《赏刑》
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
——《农战》
这个“壹”，就是统一！倘若再形象一点地说，就是整个国家的口味就只有一个味儿。用在腌制咸菜上，就是只有一个“咸”味儿。正如我们在第一章里所解析的，“咸”字本身的引申意，就有“全部、都”的含义。这也是盐的味道称之为“咸”的语义背景。
其实呢，“壹思想”也并不是商鞅的首创，早在齐桓公时代，管仲就在《管子•国蓄篇》里表达出了这种治国理念：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这段话很清晰地传达出了管子的国家经营理念，他所倡导的经济策略，其实质就是要实行君权对国家经济的垄断性经营，并对国家的一切社会财富实行有组织有计划地控制。只有实行了“利出一孔”，国家才会“无敌”。就是这一段话，像一道谶语一样，给后世的王朝设定了一个盐事的基准逻辑和黄金法则：
当盐只被一个朝庭王权全面控制时，这个朝庭就很强悍霸道。
当盐被多种势力瓜分时，王朝就很疲软。
当盐被豪强占据时，朝庭就会发生内乱。
当盐被朝廷控制，同时又能照顾民间的口感时，社会就会出现盛世之治。但这种情况在整个历史进程中，都很短暂。而且，大都只出现在一个王朝的前期，进入到王朝的中后期，随着象征权力和财富的盐不可避免的被各种势力瓜分，帝国就再也无法维持一锅羹汤的滋味平衡了。
商鞅和秦国的命途就属于这样，他们起始于统一的“咸”，也预示着最终也要在“咸”中沉湎跌落。 5、刻薄的商鞅
商鞅的命途清晰地验证着这样一个逻辑：
欲咸死别人，也会把自己齁死！
商鞅不仅清楚他要帮助秦孝公腌制的这道咸菜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他同时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结局。不过，他只猜到了自己最终的命运，但却不知道那个早晚要来的结局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
在正式腌制帝国之前，秦孝公曾组织安排了一场关于如何料理秦国味道事务的辩论赛，辩论在以旧大臣甘龙、杜挚为代表的守旧派和持有新思维的商鞅之间展开。关于他们辩论的内容都详细记载在《商君书》的《更法》一文中，从商鞅辩论词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晰地察知，当时的商鞅对自己最终的命途结局已经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一开篇，商鞅就用他倔强的性格为自己的人生定立了一个基调，他说：且夫有高人之行者，故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
——《商君书•更法》
他说：一个要做大事的人，只要他的行为比庸众高明，这个人肯定会遭到世俗的非议；如果一个人有独到的见解，这个人肯定也会遭到世俗的嘲讽和杀伤。商鞅作为一个自视高明的人，他很明白，如果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腌制帝国，肯定会遭到世俗的非议和攻击。在说出这句话时，孤傲而倔强的他显然也从心理上做好了迎接各种非难的准备。
所以，当守旧派的代表杜龙们提出不同的意见时，他给予了近乎蔑视性的回击：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
——《商君书•更法》
“你们这些人所说的，都是世俗之言”。言下之意就是，你们这些人都太庸俗，没见识！
简单的一句话透出商鞅的尖锐、霸道，甚至是刻薄，而且充满攻击性。这就是商鞅，这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命运。
在接下来的时间内，直到秦孝公去世，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商鞅就是这样用他霸道的腌制手法，用一把简单粗暴的盐，不断格式着秦国的国家口味风格，这个风格包括经济和民生，农田和军队，以及户籍和度量衡。
应该说，在那样一个诸侯纷争的时代，对于地广人稀的秦国来说，商鞅的手法是非常有效的。短短的几年间，秦国的国家味道卖相就得到了全新的改良，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后来的李斯在记述起当时的境况时对此这样评价：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史记•李斯列传》
的确如此，在商鞅执掌秦国变法的时期内，民众的生活具体殷不殷实我们暂且不论，但秦国的国力事实上确实是绝对的日渐强悍起来。同时，整个的社会财富显而易见也得到了大规模的增加。就连后来的司马迁以及在《盐铁论》辩论会上的桑弘羊也都认为，在商鞅的格式化治理下，秦国在短期内曾出现了“乡邑大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
但，正如商鞅自己所预知的，沿着这一风格，一路用粗暴的盐格式化腌制下去，不可避免地会大面积地伤及“世俗”，甚至，连秦国太子都无法幸免于它“壹山泽”制度的严酷。那么，由此遭至“世俗”的敌视也就无可避免了。 6、把自己咸死的商鞅
秦孝公在世时，因为有最高权力的强力加持，商鞅尚能在秦国的大锅里所向披靡，如鱼得水。然而，一旦背后的权力支撑撤去，他被“世俗”反杀的命途也将无可避免地上演。
秦孝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338年，在执政了二十四年后，秦孝公老去。临死之前，秦孝公还曾想把帝国的事业托付给商鞅，但商鞅推辞了。在他推掉就任秦国国君的那一刻，预示着他被“私人预订”的命运自发启动。
秦惠王即位后，因为商鞅在当年变法时曾经惩罚过他，秦惠王早对商鞅怀恨在心。所以，他刚一就位，就以商鞅谋反为由，立即向全天下发布海捕文书，捉拿叛贼商鞅。
在新旧权力的更迭之下，眼看曾经的极度辉煌瞬间破碎，从飞扬跋扈到人间凉薄，破碎的商鞅不得不只身逃离秦国。
仓皇之下，连身份证件都没带，当他逃跑到边境关口，已是晚上。要住旅店的时候，旅店的主人并没有认出眼前的这个人曾经就是秦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商君，很是原则地说：“商君有令，凡是来秦国的商旅客人，入住旅店一律要查验身份证明，如果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也要被连带判罪。”于是，拒绝商鞅住店。
过去的商鞅一直都是刷脸指使别人的，享受的都是万般的仰视和尊崇，何曾经历过如此落魄窘境？如今物是人非，一派寥落，商鞅不免长长地叹息道：“唉呀！没想到自己制定的法律造成的遗害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
无奈之下，他不得不潜逃到魏国。但因为商鞅为相时，曾经率兵攻打过魏国，并用了卑鄙的手段杀死了魏国公子，魏国上下对他更是恨之入骨。于是便毫不客气地把他遣送回了秦国。
商鞅再回到秦国后，几经反抗，最后还是在自己的封地内被秦军诛杀。
即便商鞅死去，秦惠王依然没有消除他对商鞅积压了多年的愤怒。盛怒之下的他，还下令对商鞅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
公元前338年，在西北凛冽的寒风中，在黄土弥漫的烟尘中，在战马的嘶鸣中，在秦惠王余怒的目光里，商鞅的肉身被五匹战马分解得支离破碎，一如他倔强的命运，在世俗的风声中，就此消散……
回顾商鞅的命途，他因一张求贤令的文书而来，又因一张追捕令的文书而逃，命运正好走了一圈荒诞的循环——
他鄙视世俗，自己却死在“世俗”的刀下；
他格式化了秦国的体制，却又被这个体制撕碎；
他制定了严厉的刑罚，结果他正是被自己制定的刑罚而杀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商鞅就是死在了自己的手上，或者说就是死在了他自己的宿命里。命运即是个循环，也是一场嘲弄，就连历史也无法说清！
不过，尽管商鞅的肉身被分解，但它调制的秦派风味体系已然形成。在他身后的帝国餐桌上，这把盐的力量还将继续被后世的秦国国君所享用，并一度在秦始皇的搅拌下，走向了盐势力的巅峰，一直影响着我们今天的餐桌！ 7、秦帝国的盐霸之路
继承周王朝的形盐政治遗产
秦国从周王朝“过继”下来的土地原本不是个盐的主产区，尽管此地曾是周朝的京畿之地，但秦国的情况和周王朝的情况已经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周朝时，虽然此地出产的盐不足以维护一个国家城邦的用度，但是重要的产盐区却都在周朝的名下。如晋国的安邑 （河东解池，后期成为魏国的都城所在） 和齐国的海盐，都在它核心权力层的掌控之中，每年上供来的盐力足以支撑周王室及其国民的消耗。所以，西周的王室根本不用为盐计民生而发愁。
秦国就不一样了，虽然秦国承袭的是周朝故地，但像晋国、齐国这样的产盐大国都不归他掌控，而且他们前期的国力都远胜于秦国。这无疑令秦国甚是羡慕和嫉妒，同时，也给秦国日后荡平他们滋生出了无限的内心驱动力。
不过，秦国虽然没有过继过来用以支撑民生的食盐，却从周政权的手上承袭下来了象征权力的“形盐”出产之地，也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戎盐”。如今，一旦这块被用于周王室权力象征的“戎盐”，连同象征诸侯至尊的“胙肉”都汇集在秦国之手时，就为秦国的四下讨伐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
历史总是充满暗示和象征，或许，当这片“形盐”之地被秦国接手的时候，就预示着秦国必将有一天会代替周朝，承继国家大一统的道统。
夺得魏国河东之盐
严格地说，秦国真正的盐霸之路是从拿下魏国开始的，说到底，恰恰正是从商鞅伐魏开始的。
三家分晋之后，魏国占得的土地恰是当年尧、舜、禹建立都城的河东之地 [3] 。
这里也是因拥有解池的盬盐而成为古老华夏文明的发祥之地。当年，黄帝与蚩尤大战，也正是为了争夺这个盐池。魏国之所以后来能在战国七雄中雄踞一方，主要原因也是得益于这里的盐产。
魏国分得河东之地后，便与黄河西岸的秦国接壤。两个都拥有雄心抱负的国家靠在一起，免不了要你来我往地发生争端。因此，围绕着两国边境线的问题就频繁发生战事。秦国原本还不是魏国的对手，经常被魏国欺负得不成样子，以至于连河西之地都被魏国抢去，更不要说河东之地的盐池了。但经过商鞅改版后的秦国，味道的走向就不一样了。
公元前340年，趁着魏国在和齐国的马陵之战中溃败之际，秦孝公在商鞅的劝说下对魏国进行了一次致命性打击。在这次由商鞅主导的战争中，商鞅采用极其流氓的诱骗手段，将魏国公子卬俘获。魏国因此大败，遂将河西之地恭送给秦国。
第二年，即公元前339年，魏国在饮恨中，不得不把都城从安邑迁到大梁，大梁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魏国撤出安邑，标志着具有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属性的盐池之盐也尽归秦国。
在《史记·魏世家》中，司马迁以魏国之口，愤懑地记录了这次切肤之痛：
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秦用商君，东地之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为太子。
——《史记•魏世家》
魏惠王三十一年，魏军大败，就等于将安邑之盐恭手送给了秦国。商鞅拿下安邑之后，随即按照他“壹山泽”的治国理念，就开始征收起了盐税。自此，也正式开启了秦国的盐霸之路。
对此，《中国盐业史》借用两位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断：
著名历史学家宁可指出：秦于商鞅变法（前359年、前350年共两次）后，置盐官“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实行食盐官营。
日本学者森克己也认为：秦国不仅对制盐……征多额的税，而且，本质上是已进而为国营，而使奴隶从事于此项工作。
据此，似可认为，战国时期秦国的食盐官营，比之于春秋时期齐国的盐制又进了一步——在食盐的生产上，已经不再是一般百姓私制，而是由官府强制奴隶们从事于生产了。[4]
从秦国开始掌控了这个充满了华夏之柄象征意义的安邑之盐后，就注定了大秦帝国的盐霸之路正式启程。打开这条通道之门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商鞅。
虽然商鞅被秦惠王恶狠狠地五马分尸，但它制定的强国战略并没有被废除，秦国依旧按着商鞅制定的策略大踏步地继续行走在他设计的大路上。
占领巴蜀之盐
就是在这一策略之下，如何获取富庶的巴蜀盐邦，就摆上了秦国的议事日程。而恰在这时，蜀国很自觉地递上了宰杀自己的盐刀。
公元前316年，南边的蜀国和自家兄弟苴国争战。蜀王出兵攻苴，苴侯出奔到巴，向秦求救。秦王欲攻蜀，以道险难至，韩又来攻，犹豫不决，遂问计于臣下。
张仪主张进攻韩国，劫持周天子，挟天子以令天下，以建立王业。
司马错则主张借机灭蜀，认为“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 (《战国策·秦策—》) ；而且巴蜀可从水道通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华阳国志·蜀志》) 。
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主张，命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军经金牛道攻蜀。蜀王亲自率军至葭萌 (今四川剑阁东北) 抵御，兵败遁逃，被秦军杀死，随即灭亡。且说这金牛道本身就是蜀王在国力强大时，为贪图秦国赠送的金牛而修建的，正因此，才使得秦朝的军队能够越过秦岭天险，长驱直入，拿下蜀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蜀国正是死在自己的手上。
随后，张仪、司马错等人又顺手牵羊轻轻松松灭掉了苴国和巴国。这样一来，巴蜀之地富庶的盐业资源就全盘掌控在秦国之手，为秦国后期的征战四方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能量。
话说到了公元前256年，一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历史，这个人就是蜀地太守李冰。李冰的到来，不仅修建了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他还率先开创了凿井取盐的历史先河。自此，四川的井盐的身影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民生的历史，深深影响着后期的历史风云。
直到今天，在我们餐桌的泡菜碟子里，还依稀能够嗅知到它的历史荣光——
秦在取得蜀地后，所掌握的食盐资源大大增加。据《华阳国志》记载，秦孝文王（公元前250年）以李冰为蜀守。李冰“察地脉，知有盐泉，因于广都等县穿凿盐井，蜀于是有养生之饶焉。”
秦国实行专营制度，财政收入大增，每年盐铁之利连同其他税入竟“二十倍于古”。这显然就是商鞅改征税制为专营制后为秦国所取得的丰硕的财政效果。[5]
如果说，秦国从魏国手里拿下安邑盐卤之地是一种政治上的法权象征的话，那么，拿下巴蜀之地的盐更多的是国力的充实与富足。当两者尽收与秦国之手，秦国的强大已经无可阻挡。而这一切，当商鞅走进秦国的土地时，就已经注定。 8、大秦帝国的崩塌
在群雄纷争的战国时代，秦国得益于商鞅之法而崛起。那么，它又是怎么崩塌的呢？
很显然，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盐。在分析秦国崩塌的原因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下一个背景：
进入战国时代后，过去的那种“工商食官”体系已经打破，盐业的私营逐渐取代了官营。各诸侯国都放弃了食盐专卖制，而实行征税制，允许私人制盐贩盐，从而衍生了一大批的盐业土豪和富商。这就是古代盐帮的雏形，关于盐权的民间化和盐帮权力的崛起，我们将在后期的叙述中重点讨论。
食盐放任民间私营，某种意义上等于是将权力下移到民间，本是好事，但权力一旦放到民间，就意味着必然会形成少数派的豪强劣绅。
这一点，在战国时代的各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后来各诸侯国的商人势力日渐强大，由商入仕，商贾入朝，官商合一，本应由民间共同享受的权力被商官独享，社会权力的砝码发生严重倾斜。这样，各国的衰落其实和后期的齐国衰落一样，也成为了一种必然。
我们所熟知的，后来的那位著名的由赵而秦，由商入朝的“赢政他爹”吕不韦所反映的正是那个时代商人们发达升迁的路线图，也是整个战国时代商官群像的一个历史缩影。
在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商业和政治权力基本都由国家的地方豪强和大家族控制，中央政府再想把权力统一收回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秦国之所以能够崛起，就在于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出现了一个恰当的君王和大臣。在秦孝公和商鞅的共同作用下，秦国并没有出现其他诸侯国的情况。他们从春秋的齐国管仲那里承袭了食盐专营的衣钵，并有过之而无不及，直接将食盐的生产和销售全部收归官府经营。
食盐集中于官府之后，官府统一组织流通调配。这一点，其实就类似计划经济，所有社会财富都有中央统一调拨，统购统销。但商鞅的变法和计划经济又有不同的是，商鞅的计划经济核心思想不但抑制了豪强集团的坐大，关键是还强大了国力。并且，早期的民生并不是那般的艰涩。从本质上来看，无论是管仲之策还是商鞅之法，其实都大大刺激了民间生产力的发展。尽管在商鞅的盐权专营体系下，税赋很重，但由于有了官方计划经济策略的调拨和干预，社会财富和综合盐力并没有集中到少数人和财团身上。
这无形中等于是在把社会权力通过中央官府收回后，实行社会权力的部分共享制——既不让少数人坐大权力，又不使广大的人民享受不到权力。
在整个战国时期，在私营商业势力大为膨胀的背景下，只有秦国才真正实现了盐铁的专营。同时，虽然盐权看似被国家专营，但商鞅之法却“不赋百姓”。也就是说，百姓的负担并不重，而且恰恰是 “有益于国，无害于人”。 [6]
秦始皇之所以能够统一六国，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仰仗他的祖上给他创下的盐的力量，对于秦始皇本人来说，其实，他最大的贡献是度量衡的统一。
度量衡的统一意味着对盐权的控制形成标准化和等级化，这为以后的王朝以盐来定制官员的级别提供了一个模板，譬如各级官员的级别也都用盐量的多少和食物的分配量来代指官职的大小：“两千石”和“五斗米”不只是占有食物多少的区分，更是一种官员等级和权力大小的象征，而权力大小的象征对应的又都是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自此以后，让多少士大夫在“盐与权力、薪水等级”的逻辑圈套中纠结和徘徊。
其实，不惟中国如是，在早期的西方国家，也都用盐和食物给各级官员们发放俸禄，“薪水”一词正起源与此。英语中的薪水一词“salary”的词根恰恰来源于盐salt，这正说明，早期王朝给官员的薪水都是盐。这也正是盐与权力、盐与财富间所隐含着的微妙而复杂的内在关联。
所以，盐就是权力和社会资源财富的象征。一旦王朝管控不力，盐的权力坐大，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和掠夺就像毒瘤一样快速膨胀，从而倒致一个王朝的崩塌。数千年来，这个毒瘤就像一个魔咒高悬在一个个王朝的头顶。
到了后期，秦国也未能摆脱这个历史的魔咒和旋涡。 9：尾声：大秦，兴于盐，也崩于盐
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食盐专营也推广到全国，各国原来的私家财富尽皆被没收，一切盐利尽归官府。在秦始皇庞大的军政开支下，民间的利益越来越稀薄。 到了二世时期，更是横征暴敛，民生越发困苦，生产力严重低下，加上庞大的军政开支和重大工程的耗费 ，纵使秦国土地面积再大，盐利所出，已经无法支撑一个帝国奢华的消耗，这个时期的秦国早也不再沿袭商鞅之法，帝国的墙壁裂痕日渐加大，它的崩塌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注释：
[1] 其实，从秦孝公和商鞅最后的发酵结果来看，秦孝公发布的这个求咸令，可以形象地理解为求“咸”令。
[2] 语出《尚书•说命》，商王武丁对傅説：“若作和羹，尔惟盐梅”。
[3] 司马迁《史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尧都平阳，大约在今山西临汾一带；舜都蒲坂大约在今永济一带；禹都安邑在今运城一带，都是围绕山西运城盐池周边而建都。
[4] 《中国盐业史•古代编》，第一章，第一节，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
[5] 吴慧：《中国盐法史》2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略有部分字词改动。
[6] 吴慧：《中国盐法史》2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