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是中共领袖人物中与蒋介石打交道最多的人，并因此为人们所熟知。除多次与蒋介石见面外，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书信往来也颇为频繁。从1936年9月至1941年1月，为建立合作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曾八次致信蒋介石。笔者通过阅读有关这八封信以及蒋介石以不同方式回复的史料，深感这是周恩来运用书信方式进行的一种特殊的“劝蒋”“逼蒋”团结抗日的“笔战”，从中也能感受到蒋介石被劝被逼而“应战”的态度。
周恩来给蒋介石的第一封信：“劝蒋”“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
周恩来给蒋介石的第一封信写于1936年9月22日。“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和红军“向全国国民党的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这一号召先后得到了察北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响应，他们纷纷和中共与红军合作。而蒋介石却逆历史潮流而动，一面对红军“不断的‘围剿’”，进行“更加猖狂的内战”；一面对那些与红军合作的友军进行进攻、解散或消灭，并对他自己的嫡系军队，专发一个“侈言抗日者，杀无赦”的严令。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共公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1936年8月25日，中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申明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全国人民积极响应，不断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救亡运动形成了高潮。在这种形势的推动和压力下，国民党先后两次派代表到瓦窑堡传递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信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一面与国民党代表谈判，一面于1936年9月22日，以“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为主旨，亲笔写信给蒋介石和对蒋有影响的人，并派潘汉年携信先后到上海、南京与蒋介石的代表谈判。
对于蒋介石这时的真实想法，周恩来掌握得一清二楚。他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中说：“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的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的想法。”这就是周恩来所写的“劝蒋”“逼蒋”抗日亲笔信之有的放矢之“的”。因此，他在信的一开头就以铁的事实、血的教训以劝相逼说：“自先生楬橥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已攫取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有好感。唯对进攻红军犹不肯立即停止，岂苏维埃红军之屡次宣言、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
笔锋一转，周恩来从民族大义的高度，直接阐明：“先生须知，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其自己宣言，统一于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为驱逐日寇而奋斗到底。”进而深刻叙述蒋介石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两种政策的两种结果，严肃正告：“先生抚今追昔，其亦有感于内战之不可再长而抗日之不容再缓乎？”“红军非不能与先生周旋者，十年战绩，早已昭示国人。”周恩来指出：“自相砍伐，非但胜之不武，抑且遗患无穷。若先生以十年仇隙，不易言欢，停战议和，未可骤信，则先生不妨商定停战地区，邀请国内救国团体各界代表监视停战，必知红军力守信誓，只愿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一定防线，以全力献之于民族解放，他则一无所求也。”周恩来坚定地表示：“先生如决心改变自己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此共产党、红军确定之策，将于千回百折以赴，不达目的不止者也。”最后，周恩来在信中指出在国家民族危难时刻蒋介石应该做出的抉择：“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无先生，将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祈祷者。先生与国民党之大多数，决不应堕其术中。全国人民及各界抗日团体尝数数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统率之军队及政党中之抗日分子，亦尝以抗日领袖期诸先生。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
周恩来给蒋介石的第二封信：“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冒险到西安，按照中共一直坚持的“逼蒋抗日”的方针，主导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但在放蒋的方式问题上，张学良不顾周恩来的忠言劝阻，独自决定12月25日下午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来，周恩来曾叹息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蒋介石一回到南京，便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同时蒋介石又调重兵威逼驻在陕甘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
在这种政治和军事都很严峻的紧张情况下，1937年1月11日，周恩来写信给蒋介石，主旨就是专为营救张学良而劝蒋：“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
信的一开头就指出蒋介石背信弃义、不守诺言的事实：“自汉卿先生陪送先生回都（指南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先生实践诺言，完成和平统一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使大家认识先生顾全大局之心，钦佩无所。乃事未及周，先生请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针对蒋介石“请假归里”的假把戏，周恩来严正指出他不应回避责任，强烈要求他：“现先生虽在假中，但战机危迫，先生以一系全国安危，待先生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放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之方针前进，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为了“逼蒋”“撤兵释张、实践诺言”，周恩来进一步“劝蒋”认清违背诺言的严重危害：“一部分主战之将士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
此事之痛，除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称快外，不特为全国同胞所反对，想亦为先生所不忍见不愿为也。”最后，周恩来再次表明他个人和中共的坚定立场与明确态度，“逼蒋”说：“来（即周恩来自称）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先生及汉卿先生均知之审，必能辨其诬。凡来为先生及夫人与张、宋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保证实践。且为外交计，来及党人在此遵先生约，均守秘密，更无向外广播之可能。盖凡能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尽力者，我方愿举全力为先生助也。”
蒋介石对周恩来的这封信没有直接答复，但在调集25个师作为所谓的“讨逆军”部署于陕甘的高压态势下，转达了他和谈的甲、乙两种方案：甲案是东北军调甘肃，第十七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返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乙案是东北军调豫皖，第十七路军调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 周恩来给蒋介石的第三、四、五封由中共代表转达的电报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要求蒋介石执行的条件”“与蒋介石交涉红军驻地等事项”及再次“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抚慰东北军”
针对蒋介石的调兵行动和他的两个解决方案，周恩来特以他和毛泽东两人的名义于1937年1月21日，发电报信给驻南京负责和国民党当局进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转告蒋介石中共明确而坚定地“要求蒋介石执行的条件”是：“甲、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学良）、杨（虎城）以宽大，以安其心。乙、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一）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给养。（三）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可不驻商洛。因为合水、庆阳、正宁、淳化、富县、肤施等地粮食十分缺乏，以后可移驻别处。（四）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五）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军费，以便很好地准备抗日，要蒋亲笔答复恩来一信，我们可保证绝对保密。因红军干部尚有许多怀疑者。丙、西安没有什么变化，红军亦未宣传与张、杨联合。西安供了一个月军费，因此红军停止了打土豪。亲日派的谣，蒋不应相信。”潘汉年接到电报信后，立即转告蒋介石。当天，蒋介石即托宋子文答复说“同意联合抗日”。潘汉年立即把蒋介石的答复电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在收到潘汉年复电转告蒋介石答复的第二天11时，周恩来即发出第四封电报信，要潘汉年立即转达“与蒋介石交涉红军驻地等事项”“对张、杨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确定爱护政策”“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将与蒋一道反对之”等事项。
潘汉年向蒋介石转达了这封电报信后，由于全国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士的一致要求，由于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做了对付国民党军“讨逆军”的充分准备，由蒋介石一手造成的西安事变后重新爆发内战的危险得以制止，蒋介石派代表和中共代表谈判，基本上解决了合作抗日、红军驻地及给养等问题。
在第四封电报信发出的几天后，1937年1月28日，周恩来发电报信给潘汉年要其即转蒋介石，再次“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抚慰东北军”。2月9日，潘汉年汇报了蒋介石的答复，周恩来判断蒋介石能否停止“剿共”的方针须看情势发展，目前只是准备抗战。接着周恩来等人就先和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张冲等人，后来又和蒋介石本人，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进行了五次合作抗日的谈判。
周恩来致蒋介石的第六封信：“逼蒋”对“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 在“劝蒋”“逼蒋”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庐山谈话会期间，中共中央为争取会谈取得进展，于1937年7月14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周恩来与博古、林伯渠到庐山后又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周恩来起草）提交蒋介石，但蒋的态度十分冷淡。
周恩来后来说：“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我们还客气，同意他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
在第一次庐山谈判时，蒋介石曾表示，三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并说：“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次谈判，蒋介石不守信用，一改第一次庐山谈判时的承诺，通过谈判代表张冲告诉周恩来：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国民党军事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蒋介石的这一内心的盘算在其日记中所记是：“共产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一总机关，自为统率，此决不能允许，应严拒之。”
对此要害问题，周恩来特在第二天写信给蒋介石，言简意赅地阐明紧迫的形势：“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义正词严地指出蒋介石的答复：“唯关于军队统率问题，与前次庐山所示又有出入，实使来惶惑，无以自解党中同志。”最后再次指明蒋通过张冲转达的意见“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周恩来立即把蒋介石的答复和自己的处置意见发电与洛甫、毛泽东交换意见，并写成国共双方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12条，通过宋美龄交给蒋介石。蒋的答复仍然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直属国民党军队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
由于谈判陷于僵局，周恩来等随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7月21日，周恩来等人电告毛泽东、洛甫等：“在庐山，我们力争无效，遂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宣言》即可发表。”
势态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8月13日，日军突然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战火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这才认识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于是国共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状况随之急转直下地得到改变。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22日即发布了正式命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也在9月22日，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同时，蒋介石发表公开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由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中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开始显现。
周恩来致蒋介石的第七封信：严正指出国共两党关系需要“亟加改善”“减少摩擦”“合作到底”
1939年1月20日，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周恩来应约见蒋介石，蒋又提出国共两党合并一个大党的大事。周恩来当即明确表示“不可能”，并严正要求蒋介石解决自上年秋以来，国民党在河北、山东、陕甘宁等地制造摩擦反共捕人的严重问题。对此，蒋介石避而不答，却要周恩来就两党合并事再电延安。周恩来于1月21日向中共中央报告同蒋介石会谈的情况，建议中央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应做明确表示，表明我党愿同国民党加强合作，但要指出必须迅速解决在各地发生的国民党杀人、捕人、封报馆、制造摩擦甚至进攻边区问题。又提议：由国共两党中央组织共同视察团或委员会前往各处就地解决纠纷，向两党中央报告，以便寻求进一步合作办法。1月24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建议发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总裁及五中全会电》；25日，发出《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25日，周恩来致蒋介石一封长信。该信分为五个层次。
前三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开头说明：“上次承面嘱电询中共中央对国共两党关系之进一步做法，现已收到延安复电，仅呈录如另纸。”第二个层次严正指出：“目前两党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摩擦、贯彻合作到底。”第三个层次是揭露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反共真相：“然反观中共党员在各地所身受者，则已超出于常规之外。职屡以此向各地当局请求解决，或因职权不统一，此许而彼不应，或因意存敷衍，面许而实不许，于是积案累累，无从解决。甚至某些问题，如《抗战与文化》及释放政治犯问题，为钧座亲批亲示者，亦复迁移不办，使职无以复中央，无以对同志……中共党员抗战年余，在各地不仅无抗战自由，甚至生命亦常难保。贵阳被捕之人，事隔经年，政府认为可放，行营认为可保，而党部作梗莫由得释……职备位会中，每思同党尚作狱囚，何能自解？若以此责备下级党员幼稚，则中共六次扩大会意即在检讨抗战与统一战线政策，以期下达全党，不意代表回归各省途中辄被留难……甚至中共党员如徐特立、曾山，人所共知者，其所携带的中共决议及政治经济书籍，经贵阳时亦全部没收。无人无书，政策未由传达。若以此责中共下级幼稚，责何能负？此类事件，不一而足。”
第四个层次再次说明中共相忍为国、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大局的真诚态度及对国民党错误政策与言行的批评：“职及党中同志，为团结计，为防止敌人挑拨计，迄未对外宣传，甚至延安刊物亦无之此等记载。乃中共愈顾大局，少数不明大义之人愈加一意孤行，外地报纸存恶意攻击者有之，特别张君劢致毛泽东公开信其内容与汪精卫反共之主张无异，而国民党报却竞相登载。钧座试思之，中共之容忍已至如何程度，而反对者给予敌人挑拨之机又如何？职寻思再四，认为国民党同志尚有如此做法者，全因国民党中央对中共所采取之态度迄未一致，迄未明示全党，致下级党部只能根据自身所见，各行其是……望国民党同志能于此次会中对国共两党关系与合作前途，有一基本认识。本立而后生。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深信国共两党有长期合作之必要与可能。故不避任何困难，愿为此基本信念而努力。深望国民党同志更能恢宏其量，于此基础上建立共信，以努力于事实之验证。”
第五个层次是明确提出了解决纠纷的办法：“目前为解决事实上的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往各地，观察实际情形，可就地解决者，则解决之；不可解决者，则来中央商讨。”信的最后敦促蒋介石：“职所见本末如此，仅率直陈之如上，望钧座予以考虑而解答之也。”
周恩来这封信是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前“劝蒋”“逼蒋”的忠告，实际上是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大局、反对倒退、制止摩擦而回击蒋介石制造反共高潮的一次前哨“笔战”。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主张抗战，但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同时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特别是在这次全会上秘密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时隔不久，于1939年冬到1940年春，在连续制造反共摩擦的基础上，国民党顽固派置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面对国民党的武装进攻，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坚决反击，并在粉碎各地国民党军进攻的同时，顾全抗战大局，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主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了停止武装冲突、划定各自驻军区域、继续合作抗战的协议。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