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是王船山先生“史论”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不会看的只是看个热闹，会看的往往会拍案叫绝。船山对南朝刘宋王朝的开国君主刘裕的评说，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船山与一般的史学家不一样，一般的史家，只就当下政权或者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政权本身在施政、军事行动等的具体问题上，评论其利害得失，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历代的“史论”之类，大致都不能跳出当下的格局从长远的观点看待历史。船山则常从根源上开始论说，他并不肯认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政权，都有统治华夏疆土的资格，也不肯认曾经占据江山的统治者都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少部分政权，才有资格成为中国的主政者。刘裕就是其中之一。
一、两个王朝的优劣对比
“宋得天下与晋奚若？曰：‘视晋为愈矣，未见其劣也。’”船山在论说刘裕的一开始，就先设了一个问题：“刘宋获得政权与司马氏获得政权相比情况如何？”好像是问正在阅读《读通鉴论》的读者一样。船山又不待读者反应，自作回答说：“比晋强多了，没看出哪里不如司马氏。”
船山批判了抬高“晋”贬低“宋”的习惯性评价。船山首先指出了宋与晋，虽然都是通过不义的抢夺手段，又同样以掩人耳目的“禅让”形式获取政权，同样没有合理性与合法性。但船山同时指出，曹魏政权虽然没有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但已经在所辖地区内，基本实现境内稳定，百姓也渐趋安居乐业，达到了“小康”的程度，对中国社会和黎民百姓是有贡献的。这样一个政权在没有明显过失的情况下、却被司马氏无端篡窃，司马氏的不德非常明显。而刘裕窃夺司马氏政权时，司马氏已经彻底将天下败坏掉，不再具有任何可以持续下去的合理性理由。而且刘裕不像司马氏，原本借助曹魏的信重，在曹魏的扶持下长大，之后又趁人之危，颠覆人家的政权。刘裕是靠自己的功绩和勋劳，拯救了将要灭亡的东晋，进而赢得了人心。
针对以势力的大小，判定政权是否合理或者评判政权高低的标准，船山先生指出，判断一个政权之是否具有合理性，或者曾经存在过的政权的高低和优劣，标准不是势力而是道理。如果按照势力来确定一个政权是否具有合理性或者政权之间的高低，那么就可以说，春秋时期的楚国、齐国、吴国和越国等，都可以和周朝相提并论；甚至还会把秦始皇抬高到“五帝”、“三王”的上面，把秦始皇当成比“五帝”、“三王”更加伟大的君主。因为秦始皇的势力，确实要比远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大得多。
“君天下者，道也，非势也。”这是船山评判历史的出发点。就是说要看一个政权的优劣，首先要看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不是看它的势力的大小。如果后世的历史抬高司马晋而贬抑刘宋，那就等于“崇势”而“抑道”，压抑公理而屈从势力。这样做的恶果，将导致向后的历史不再看重正当性与合理性，陷入以势力为评判标准的恶劣泥潭。如此，则将形成世俗生活中普遍地趋炎附势，天道、正义都会因此而尽皆扫地。
面对低劣无明的世俗社会和庸碌无识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司马氏获得政权也是因为军功，比如灭蜀、平吴之类的说法，船山明确指出：司马氏的所谓“灭蜀平吴”，实际上都是曹魏早已做成的客观趋势，这份“功绩”不是司马氏的，而是曹魏的，应该还给曹魏才对。曹魏早已定下灭蜀平吴的长远大计，而且已经在实施过程中即将获得最后完成，司马氏只是顺水推舟，把曹魏已经煮好的饭菜从锅里盛出来而已。司马氏不仅无功反而有罪，窃夺曹魏政权以后，只传到第二个皇帝，就把曹魏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统一格局彻底葬送掉，北方全部土地尽被司马氏丢弃，都成了北方少数部族的养马场和放牧地。北方疆土的沦陷，既不是曹魏统治的恶果，更怨不到刘宋的头上，都是司马氏的庸碌无能所导致。而就在司马氏“助成”了北方少数部族横行无忌的时候，刘裕却能“东灭慕容超，西灭姚泓”，使得雄起于北方不可一世的拓跋嗣和赫连勃勃闻风丧胆，“敛迹而穴处”，深深躲避，不敢再像从前那样猖獗。
船山用这样的对比，毫无遮蔽地揭示了宋武帝刘裕远远强于司马氏的事实。在此基础上，船山又进一步对比了南朝刘宋，和在它之后的几个其他政权，如萧齐、萧梁还有后面陈霸先建立的陈朝，这些政权只是躲避在长江以南，既无进取收复华夏民族中原失地之心，更无与北方强悍少数部族作战以争高下的勇气。 二、抬高刘裕是否会为乱臣贼子张本？
船山意识到自己上面的说法，可能会遭到后世所谓的“正统派”史学家的指责，说他抬高刘裕会为后世篡夺政权的乱臣贼子张本。船山自己事先做了反驳性的说明，他指出：李渊和李世民原本都是隋朝的臣子，宋太祖赵匡胤也是后周的大臣，可是后世全都心甘情愿的将李唐和赵宋当成正统来看待，理由就是他们都统一了之前分裂的天下。做出这种评判的出发点，是只看到他们使用“义”的手段，假借了“禅让”的名目。如果要改用“篡权”的标准来看待，那么李世民和赵匡胤跟刘裕就不会有什么差别了。
船山的意思，是批评庸碌的史学家们，把历史的评判标准当成不能变动的僵死教条，这样的做法会导致整个历史的书写失去正大的目标，同时也会使以往的历史失去可以参照的价值和意义。更严重的后果，就是只顾去同情司马氏的不幸遭遇，而置中原华夏子民深陷“夷狄”的统治而不怜惜，并且甘愿舍弃北方国土，以求苟安于江南。“爱其（司马氏）如线之绪以存之，徒不念中华冠带之区，而忍割南北为华、夷之界。”
在整个中国历史走向真正家天下的专制制度以后的历史时段内，船山似乎只承认刘汉、李唐和赵宋，为具有合理性的政权。对割据政权很少有正面的积极评价，只是对试图并已经做成统一之势的曹魏，还有处在汉、唐之间占据江南一隅的南朝刘宋王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在两者之间，船山对刘宋王朝的评价似乎更高一些：“永嘉以降，仅延中国生人之气者，唯刘氏耳。”认为南朝的刘宋，是西晋永嘉（公元307）之后，一直到唐朝建立之前（公元618年），三百多年间，唯一能够表明中国人还有一丝“活气”的政权。
自西晋永嘉以后，随着匈奴人刘渊脱离汉朝建立少数部族政权，接下去的280年间，匈奴、鲜卑、羯、羝、羌等族，纷纷在中国的北方建立政权，北方全部成为各个少数部族的囊中之物。这就是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
东晋虽曾想有作为，最终却没有能力获得稍微像样一点的成就。刘裕却能灭掉两个少数不足的政权，并且一度长驱直进，收复过河南和山东等省的大片土地。 “自刘渊称乱以来，祖狄、庾翼、桓温、谢安经营百年而无能及此。”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船山的这段话语，需要把里面涉及的几个人物和事迹简略介绍一下：
祖狄（？——321）字士雅，少有大志，与刘琨闻鸡起舞，因西晋沦丧、北方战乱而避地江南，率领部曲和族人积极筹划北伐中原事宜，经过五年多艰苦奋战，曾经收复安徽等部分失地，后病死。
庾翼（305——345）字稚恭，颍川鄢陵人（今河南鄢陵），自幼“风姿秀美”，胸怀大志，曾为晋代名流陶侃的幕僚，后来因功升为南郡太守，庾亮死后，庾翼代替镇守武昌，时刻准备北伐中原，向前赵开战，未及付诸实际而因病谢世。
桓温（312——373），字元子，谯郡人（今安徽怀远西），曾经担任东晋琅琊内史，徐州刺史、荆州刺史、江州刺史、扬州刺史、征西将军、都督天下诸军事、大司马等要职。347年率兵攻灭割据成都的李氏成汉政权，使四川重新回到东晋手中，又三次出兵北伐，几成大功而兵败垂成，后欲篡夺东晋政权，被谢安、王坦之所沮而没有付诸行动，不久病死。
谢安（320——385）字安石，号东山。是东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曾经亲自领导并指挥淝水之战，以5万兵力，大破前秦王苻坚80万雄师，保住了东晋。
从东晋的角度看，曾经确实有些义士，心中存有收复失地的理想，但是不久便打磨精光。像谢安的淝水之战，是东晋在刘裕以前最漂亮的战役，谢安还乘此收复了安徽、湖北等的部分失地，但是终于没有能力长驱直入，收复中原。 “后乎此者，二萧、陈氏无尺土之展，而浸以消亡。” 而东晋之后的几个所谓“南朝”，除了刘宋以外，其余如萧齐、萧梁、陈等汉人政权，却仅能凭依长江的阻隔，与北方强悍的少数部族政权对峙勉求存活，得过且过，等待慢慢消亡而已。
船山认定：自从东晋永嘉以后，直到唐以前，只有这个刘宋王朝，才延续了一点中国的生气，让人感觉国人还没有死净，还有活力在。所以船山才说：“汉之后、唐之前，唯宋室犹可为中国主也。”只有刘裕建立的南朝宋，才是唯一真正有资格可以成为主宰华夏神州的政权，其余处在这一时间段中的所有政权，都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和合理性，都没有资格主宰华夏神州，更没有资格代表中国。
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怀的王船山先生，对江南这些前后存在的汉族政权，只知苟延残喘，不思进取，迁延时日，坐以待毙的做法非常不满，就借助对刘宋王朝开国君主刘裕的赞赏，抒发对这些王朝的怨愤和指责。
正是基于上面的理由，船山才判定“论正统者，不宜升晋黜宋。”就是说，以正统作为理论根据的说法，不应当提高司马氏晋朝的客观位置，而贬斥刘裕所创立的南朝宋政权。
船山虽然对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颇多褒扬赞美，但对他的残暴无情，同样实施了严厉的批判。
当年刘裕指使手下逼迫晋恭帝让位，晋恭帝亲书“禅让”诏书时，完全出于诚心，欣然操笔，一边书写还一边对身边的臣下们说：“桓玄之时，晋氏已无天下，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说早在桓玄窃夺之时，晋朝就应该覆灭了，仰仗刘裕，多延续了二十年，今天把皇位禅位给刘裕，是我心甘情愿的。晋帝写禅位诏书时，还郑重的使用了朱笔，就差扣头写血书了。
这位晋恭帝，名字叫做司马德文，禅位之后，被刘裕封为零陵王。禅位之后，每生下一个男孩，便被刘裕派人把男孩杀死。后来竟然派人干脆把这位晋朝的末代皇帝，闷杀在被子里面。当时负责杀死皇帝的人本来是给他送毒酒的，但是晋恭帝不喝，说自杀死的将来不能再脱成为人身，因为他信佛，这是佛教的说法。于是就被前来送药的士兵用被子蒙住，硬憋死了。
杀禅位皇帝，刘裕是始作俑者。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查看历史，晋恭帝确实是欣然把江山让给了刘裕，而且已毫无伺机重夺政权的心思，但是刘裕却不容许他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下去。船山以为，刘裕的这种过分的行径，种下了祸根，导致了自己的后世子孙，也都被接着篡位的萧齐斩尽杀绝了。“萧道成继起而殄刘氏之血胤，又何怪乎？” 当年萧齐篡夺刘宋的政权时，刘宋的末帝才13岁，萧道成命令手下人强迫这位皇帝离开皇宫，小皇帝当时泪下如雨，说出了下面一段话语：“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说希望以后世世代代都不要脱成到帝王之家，当时宫中所有人等一齐痛哭。尽管小皇帝可怜兮兮，终于不免如法炮制地在被赶出宫去之后杀死。
刘裕开了一个杀戮“逊位”皇帝的恶劣先河，这种做法，被一代接一代地仿效，并且愈演愈烈，连带皇室和宗族都不能幸免。萧梁对萧齐，陈对萧梁都是如法炮制，影响恶劣而又深远。
船山愤慨地指责说：“宋可以有天下者也，而其为神人之所愤怒者，恶莫烈于弑君。”
篡夺政权从曹魏就开始了，但是篡夺人家政权，还要把前面禅让的君主杀死，却主要是从刘裕开始，这个恶劣的开始，导致了后来历史上政权更替的同时，还要把前朝的皇帝杀死，甚至把皇室的血族全部斩尽杀绝的历史恶习。三代以来“兴灭国，继绝世”的人道主义传统从此毁伤殆尽。
刘裕虽然“有资格”统治华夏的疆土，但他却给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人道主义政治传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这份罪孽是永远不会被历史所饶恕的。